从松下幸之助到韦尔奇，从彼得斯到德鲁克

第一个张开眼睛说“管理”的人    “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这是美国记者杰伊·马修斯对中国工厂的一个细节描写，它刊登在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    这不是一个独特的景象，而是当时中国所有工厂的缩影。    中国公司30年的管理进步，就是从这个细节开始的。    在一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管理是一个“奢侈品”。后来创办了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曾经回忆当年的工作状况是：“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曾经雄心勃勃地拟订了一个引进600亿美元、建设160个重点工厂的计划，西方公司对此也表达了很浓厚的兴趣。可是，这个计划执行仅仅半年就搁浅了。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当国门打开之后，企业家和管理学者们看到的景象让他们无法实现“管理上的对接”。正如杰伊·马修斯所观察到的：“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个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这位记者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第一个张开眼睛，看到什么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人，是邓小平。        1978年10月22日，刚刚成为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    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一言不发地走过一条长长的生产线，到了尽头，他说：“我发现了，人家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公司的几十倍。我知道了，这就叫现代化。”    在参观松下的电器展览室时，讲解员把一盘烧麦用微波炉加热后，请邓小平观看，谁都没有想到，邓拿起一个烧麦看了一下放到嘴里，令人们大吃一惊。他边吃边说：味道不错，微波炉很好。这一幕事先谁都没有想到。随后他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    在后来的几年里，邓小平一直对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念念不忘。1980年，在接见日产汽车公司会长川又克二时，他说，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生产管理经验，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我们这方面太差了，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在企业管理方面更要向日本学习，这比做生意更重要。    第一个被偶像化的管理型企业家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日本企业成为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企业，它们的管理思想也因此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企业。其中，最出名的是松下幸之助。    邓小平第一次访日时，就专程拜访了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时年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在邓的邀请下，松下飞访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