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谁是最愚蠢的一代？

网络贴吧上一个“贾君鹏”的帖子，能有几十万条回复；魔兽游戏停服，能让几百万人陷入无聊；戒除网瘾中心，能有几千万元的利润。每周上网40小时，就可能被看做“网瘾患者”，每个城市的网吧里都聚集着大批青少年，用10块钱消磨一夜。青年一代沉迷于网络游戏、社区交友，于是，他们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一代”。　　忧心忡忡的长辈们担心，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让年轻一代沉迷于娱乐，沉迷于自娱自乐，而不是思考和创造，他们没有求知欲，没有感受复杂状态的能力，没有更好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如果这些判断不对，至少还有一个疑问值得深究：他们真的很好地利用了技术的发展吗？　　法国小说家马丁·佩奇，生于1975年，他的第一本小说就叫《我怎么变愚蠢的》，书中的主人公25岁，是个阿拉姆语言的学士，贫穷，不快乐，孤独，并且认为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己的智识生活有关——他相信，有知识有智慧，只能让一个人更痛苦，更孤独。他想成为一个酗酒者，想做大脑手术，想方设法要变得愚蠢。这本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从未得到一个奖项，直到德国大学生将自己设定的一个图书奖颁予作者。这本小说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愚蠢，才能在这个社会里成为快乐的一员？　　“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颠倒的势利”，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记者◎朱步冲　　利用一份课余时间完成的青少年媒体消费习惯报告，15岁零7个月的英国摩根士丹利少年实习生马修·罗伯森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他为那些渴望打开孩子们的钱包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成年“麻瓜”开启了一扇窥探前者消费定式的小门——从来不看报纸，除了八卦小报和消费资讯密集的免费DM杂志。网络不仅是他们社交关系的基本构架，也是信息接收的主要渠道，如果感觉新鲜有趣，他们甚至会对浏览页面弹出的广告仔细浏览。音乐已经从某种艺术品鉴沦落成了青少年专注于其他活动时充当氛围制造的背景声效（BGM）。他们喜好任何带有触摸屏、网络连接功能、音乐播放和高分辨率液晶屏幕的电子玩意儿，讨厌所有有线、笨重、电池工作时间少于10小时的产品。这些数据和信息似乎确凿无误地印证了《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让美国年轻人变愚笨而且威胁到我们的未来》作者马克·鲍尔莱因的种种论断：无聊文化和愚蠢一代相辅相成，共同在把人类带向一个灾难性难以估量的未来。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家庭生活研究中心负责人、社会学家艾利诺·奥克斯在一项统计中，发现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一句话，“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更糟糕的是，40%以上的青少年在网络即时通讯中传递的都是“无意义信息”，似乎虚拟存在本身就具备某种终极意义。轻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戏、现实和仿真的界线，“现实不过是屏幕上众多弹出窗口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好的一个。总之，无所不在的信息媒介提供了注意力短暂停留的驻点，其间被植入了无数无用信息，而驻点与驻点之间可能会连接成一条注意力链条，使人类离自己原先制定的目标越来越远，直到产生断裂”。根据美国互联网产业统计企业comScore提供的统计数字，开心网的用户，在6月已经达到4200万，几乎是中国网民人数的1/10。在这种前提下，人类对驻点和链条产生生理学层面的依赖，社会交往也成为某种可被消费的符码效应，一旦与这种“同时进行模式”出现暂时与轻微的脱离，就会产生无比的焦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布赖恩·米克维生动地将那些平均每天接受超过100个电邮与手机短信的日本青少年称为“拇指族”，而1996年森田芳光那部红极一时的《春天情书》，则可以看做“拇指族”所代表的社会交往模式崛起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