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他们的防火墙

《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是一本研究中国网络监管、审查制度的专著，作者是政治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我是在看到胡泳的推荐后，立刻通过豆瓣购买了此书。据本书介绍，中国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共有60余部，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不过这并不说明太多问题，因为中国官场通行的从来都不是显规则，或者说，规则从来都是可以商量、可以通融、可以寻租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吴思的这本书是理解中国官场，甚至国家防火墙的一把钥匙）。中国在网络监管、审查、过滤、屏蔽等技术和产品上的投入，以及在监管机构、人员上的配置，组织网络的细密程度，都称得上世界之最。《我们的防火墙》的作者不是要去批判什么，而是试图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如此如临大敌、劳民伤财、殚精竭虑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或者如作者所说，“以温良中道的‘和事老’立场，少批评，多理解；尽力实现情理辩证的‘公共修辞’。”不过，直到读完“结语”，我仍然无法理解作者所阐述的那种“合理性”，以及作者看上去似乎比较欣赏的政府在网络监管方面的“政治智慧”。作为国家防火墙的一个观察者和被墙者，我承认我时常感到愤怒，但我并没因愤怒而放弃探求施政者行为逻辑的努力，而且我找到的结果跟作者李永刚并不完全相同。李永刚认为，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体系是一个多方互动的合作产物，从充当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到充当执行者部门与地方政府，再到充当协作者各网站，直到充当自律和相互监督者的网民，尽管这些角色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行动逻辑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共同需要这样一套监管体系，管制因此成为所有上述角色的“共谋”。这些论述并不符合我的生活常识，我所知道的是，有管制者就一定有被管制者，尽管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现象，但绑匪终究是绑匪，人质终究是人质。但在作者的叙述中，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一切都可以“被”的中国互联网上，被管制者奇迹般地消失了，化作一缕缥缈的对“不稳定”的恐惧。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作者构想了一套貌似完美，貌似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框架和叙述逻辑，并费尽力气地组织、剪裁、解释材料，以便可以削足适履地纳入作者预设的因果之中。比如，作者认为，网站为了谋求商业利益，选择成为政府监管的协作者。看上去似乎没错，但作者巧妙地倒置了因果。谷歌中国屏蔽搜索结果，并不符合其商业利益。问题在于，网站根本没有可选项，生或死，是个问题，但无从选择。李永刚说，“互联网上的‘国家防火墙’不是建立在外部，主要是建立在我们心中。”我大致认同这个结论，但要注意，是国家防火墙改变了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我们的心灵导致了国家防火墙。我们的“自律”，不能用来证明防火墙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