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逆城市化”不代表富裕的开始

<郎咸平：“逆城市化”不代表富裕的开始
“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脖越来越严重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美国“逆城市化”的时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为他们很有能力，有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搬出去之后，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建起来了。第二步，中产阶级搬出去，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相关配套设施也慢慢出来了。更多配套设施出来了后，一些工厂也搬出去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这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这就是一个富裕社会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而我在《财经郎眼06》中就指出，中国的“逆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根据2010年8月15号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拾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我这还有一个数据，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了，我们平常说的是“农转非”，现在这个词叫“非转农”。为什么会出现“非转农”？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夺补偿分红。你看在我们“城市化”快的地区，农民即使什么都不干，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几十万。这种现象太有意思了，难道这代表说我们的“逆城市化”是我们富裕的开始吗？

　　我们的“逆城市化”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它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注脚，就是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需要不断地征用土地，所以你有农村户口，就有够享受土地增值的红利。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晓得什么结果吗？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千。

　　现在东部沿海的问题只是当下中国“逆城市化”的一个潮流，还有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潮流，就是很多白领已经害怕了城里的高房价、高成本、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这些问题。之前媒体炒作一个概念叫“逃离北上广”，就是白领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进入二线城市，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之所以说要逃离北上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城市化”有很多病，而且有很多的误读。其中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工业化”。这非常糟糕。你晓得什么叫“工业化”吗？“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让更多的人聚居在城市，这样就要开发房地产，房地产开发好了之后呢，转而要消耗工业用品。那我问你，“城市化”完了以后呢？不用更多房地产的话，那像钢筋水泥这样的工业产品谁消费？这个后果太可怕了，所以这个趋势一定要打破。
其实中国这个思维是延续了美国的旧思维。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确实是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你晓得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80%的增长来源于钢筋水泥，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到最后我们发现，城市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更可怕的是，只要“城市化”一停止，什么都停摆了。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非常可怕的，是错误的思维。那我请问你，美国是如何应付这个问题的呢？美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地把工业转移出去，变成服务业了，所以美国的服务业是工业的3倍。我们不可能在10年之内搞一个像美国一样庞大的服务业群体出来。而如果没有服务业来支撑城市的发展，房地产又拉不动了，到最后就是一个解体。
　　最近媒体，包括各大机构在争吵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何时见顶？这个话题跟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社科院最近出了个报告《宏观经济蓝皮书》，它说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他们总是非常乐观的，我总觉得非常地可疑。

　　我们看看发达国家，它们都是按照人口的自然流动的规律来发展城市的，我这里有个数据，巴黎只占2%的国土面积，却产生28%的国内生产总值；德国汉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德国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福利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住在汉堡也好，住在东北部也好，福利是一样的，整个配套也是一样的。像美国那样子土地肥沃而广阔的国家，一共有51个州，但一半以上人口集中在5个州，80%的美国人居住密度区的面积从1900年的占国土面积的25%，降到如今的17%。日本的东京呢，居住人口占全国的41%，国内生产总值占18%。韩国首尔呢，人口占全国25%，国内生产总值占24%。那么中国呢，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占4.4%。我们和这些国家相比差得太多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

　　但“城市化”当然是人进来才有“城市化”对不对？问题是这些人进入城市后做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讲，城市就是一个暂时打工、暂时居住的大工寮，我们有几个城市在谈到城市化的时候，让农民工进城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的就业配套？那我请问你，你城市的特色是什么？未来城市发展很简单，就是工业化必须转向服务业。那么怎么转向？政府必须要有一套好的规划，而不是到处盖高楼大厦，搞招商引资，这不是我们关切的话题。要让老百姓生活更美好，不是搞硬件建设，不是搞工业化，而是要把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问题解决了，治安问题解决了，交通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这才是我们各级政府应该干的事。

　　所以，中国也还根本就没到“逆城市化”的阶段。其实邓小平是非常睿智的，他当初说沿海地区城市优先发展，这个发展确实造成了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不能否认，而且他提出的这个策略和欧美国家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城市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目前中国就是大城市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它的配套是最好的。配套不是说光盖高楼大厦，用工业化拉动城市发展，而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譬如我刚刚讲的治安、环境、垃圾，还有就学、住房，让大城市更完美，让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然后呢，一些有钱人就会像欧美国家一样，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就会有很多的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
学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挖掘，除了受到各种现实因素驱动外，还需要借助中外既有的概念及理论。在社会学、城市学兴起的过程中，以“传统”和“乡土”视角研究“家庭”和“近邻/村落共同体”的模式已被以“个人”和“社会”视角的研究所取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个人”与“社会”也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价值地位。
　　“家”之于中国社会（以及东亚社会）的重要性，历来为人类学、中国学研究者所强调。在所谓经济奇迹、城市奇迹的背后，是每个人背后的“家”和亲属团体，在支撑人们的基本生活，在维系社会的日常秩序的过程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社会设置，“家”在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中，却长期被忽略。学者们大多不习惯将家庭系统放入中观或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去加以诠释。我们甚至很难为“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系统中确定一个合适的结构位置，即无法确定它应属于个体还是社会，私域还是公域。

　　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城市化、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家庭、亲属团体一方面正扮演着保护个人、社会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们正受到各种力量的侵害而面临存续的危机。相关的问题触目可见，在笔者新近主持编撰的《直面当代城市：问题及方法》一书中，有多位作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揭示了城市开发运动、房地产市场以及城市政府的人才政策等对于“个人—家庭关系”的功利性操作及损害。

　　动迁家庭陷入困境。首先，长期以来，政府一直主张家庭团体应对市民个体居住生活负责。这几年，在涉及大多数城市居民生活的住房动迁运动中，政府和动迁公司更直接介入家庭成员关系之中。“家/户”是政府公共住房资源配置和土地开发利润再分配的对象单位，同时也是动迁公司商业运行的博弈对手。在动迁过程中，多变不定的政策、各方的经济理性以及动迁公司的功利性操作等，让无数动迁户家庭“撕破脸”、“打破头”，对簿公堂甚至反目成仇，也有不少人通过闪婚或假离婚等方式来实现分户，以求达到住房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亲属裂痕”成为了动迁组获得利益的机会，有些动迁组采取博弈技巧，拨弄动迁户家庭关系，挑唆亲属间内哄互斗。因此，政府的开发策略与动迁组的恶劣操作让许多动迁家庭陷入亲密关系与经济理性的两难困境之中。

　　住房成为新移民家庭未来生活发展的隐患。由于土地开发、房地产业成为最重要的城市产业和政府的财政来源，各地城市形成了通过各种显性的、隐性的技巧性政策，让居住者掏钱买房的大政策和基本经济格局。“不能不买房”成为市民和各种新移民不得已的选择——集几代人的积蓄、“砸锅卖铁”为子女买房——房地产业对中国家庭经济资源和情感资源的榨取，正在成为无数家庭未来生活发展的隐患。

　　独生子女与父母分离，老年人面临严峻的生活难题。在各地打造大城市、“全球城市”的过程中，资源、财富高度集中。城乡之间和各类大中小城市之间，形成了经济、文化发展水准以及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的等级梯度。随着各地城市竞相吸纳“人才”、“人力资源”，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集中流入各地大中城市。而与此同时，国家及各地政府对非职业流动人员（如为了家庭团聚而迁移的老人等）的生活保障却始终实施严格的户籍属地管理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无数在家庭力量支持下、通过教育渠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青年，不得不面临与父母异地分离的局面。对于以亲子相互依存为特征的中国家庭来说，少子化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代与父母分离，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将面临严峻的生活难题，也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深刻的道德伦理危机。

　　农民工在城市的家庭生活权利没有得到认可和落实。庞大的乡城流动人员群体的家庭问题。两亿多人的乡城大迁移、廉价劳动力的巨大优势，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农民工家庭生活目标的天然正当性以及他们在城市的家庭生活权利，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和落实，由此造成了城乡间难以计数的分离家庭、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城市化”、“城市发展”正在让这个国家付出些什么样的社会代价？其实，目前我们是很难预测这种代价的。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产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对个体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保障、对各种社会团体的扶持和建设，是使社会免于陷入危机和冲突的必然途径，这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社会成员的权利所在。东亚各国社会演变的经验教训早已证实：家庭以及各种社会共同体的解体，将使个人趋于原子化，社会有机联结将遭受致命的损坏摧毁。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系统还没有建设全面，自立自洽的个体、契约式的家庭关系以及自治互助的社会组织系统还没有形成。因为城市发展，而将我们既有的家庭纽带撕裂，将成员间相互依存的家族团体抛弃，这不是民族和社会可以承受的。

北京大学教授 周其仁（资料图）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放长了眼光来打量，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

　　看来，人还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


本文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演讲原标题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问题、目标与政策工具组合》。FT中文网编辑根据秦晓演讲提纲、演讲现场笔录、演讲速记稿，综合整理成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为互联网上还存在根据该演讲速记稿整理的发言版本，所以，请其他媒体在引用时，以FT中文网的正式版本为准，并注明出处，以及演讲的主办方、时间与地点。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 (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 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 。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我们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改革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作为一个较为全面且可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方案。谢谢大家！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无论是在学术界、媒体界，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的减速。

　　经济的减速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是不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减速的周期或者或减速的区间？经济减速是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呢？还是由于供给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我们政策制定的方向，治理的方向都非常地重要。

　　首先我想大概描述一下现在经济减速的基本情况跟态势。第二，我想对经济减速的解释做一点评论，特别是对现有的看待经济减速的一些看法，做一点简单的评论。然后我想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减速时代有没有到来？然后我来做一些关于经济减速现象原因的讨论，最后我想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做一点建议或者批评。

　　三种解释

　　2007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明显的减速现象。2012年中国经济的年度目标增长率是7.5%，现有的估计值为7.8%-8.4%。往前看的话，增长减速现象至少在2007年甚至之前就可以观察到，理由是通货膨胀压力和预期的持续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制约了增长的空间。从2010年开始，政府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也是如此，无论是世界银行、IMF还是联合国，大家认为中国经济2012年会比较差，实际是有个减速的趋势。2013年会好一点，因为估计2013年欧债危机情况会好转，美国经济会好一点，但是有不确定性。

　　现有的经济增长减速的现象，很多人都看到了，只是对于原因，大家的看法不一样。第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中国经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总量上已经是超过日本。按照这个速率，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应该可以跟美国持平，人均GDP是美国的1/4。现在我们在跟发达国家，即所谓“前沿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经济学有一个说法是“收敛理论”，越靠近这个墙速度越慢，离这个墙越远可以跑得更快。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空间可以追赶。这种解释认为减速很正常，中国经济的“分母”已经很大了，不可能跑那么快，减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第二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归因于外部震荡。中国的减速是因为外部原因引起的，全球现在经济都不好，中国经济有一块是出口（当然我一直做研究认为，出口的功能被夸大了，中国经济出口总量很大，大概占GDP的40%，但是附加值只有12%。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实际上其影响不大，大概影响三、四百万人的就业，对GDP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这种说法认为，外部的需求在下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因为一直是靠外部需求，所谓的“三驾马车”拉不动了，所以经济自然就减速了。

　　第三种解释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把重心转移到了国内，认为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实行货币紧缩，就不能放贷，就抑制了国内的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很多人认为，政府现在放开，中国经济减速的趋势就会停止。但我还是要说，即使货币政策放开，通胀的压力马上又会起来，背后减速的原因还是没解决。

　　减速时代是否到来？

　　那么，中国经济减速时代有没有到来？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尺寸”特别大。当然我们说“尺寸”大，是经济很重要的特点，人均水平相对就比较小。所有进行经济增长预测的理论，都是用人均水平来预测的。现在有很多讨论说，中国经济减速是不是已经到来？因为中国经济分母已经很大，已经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了。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Dwight Perkins）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认为，所有人均收入达到1万-1.6万美元（指按照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的国家，其增长速度都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按照他的估计，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约是7000-8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将再有10年的高增长期。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的预测，认为考虑到目前实际的收入水平，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率的下限为5.5%。

　　预测增长减速的理论是“收敛假说”：根据“收敛假说”，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不是依据其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来推算，而是由它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高低，而是距离，低收入国家收敛于“前沿国家”的速度是它与前沿面之间的“距离”的函数。而度量这个距离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对照这个低收入国家与“前沿国家”（一般以美国为代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

　　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4。历史上看，那些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1/4的经济体之后都曾经能保持多快的收敛速率呢？为了找到这一经验值，苏布拉马尼亚（Subramanian）2011年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或者30%为准则，从“佩恩表”（PWT）的数据库中发现有25个经济体符合这一标准。其中有8个经济体（日本、香港、韩国、台湾、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在20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较快的（高于5.5%）的增长率。

　　研究还发现，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之后，其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快于或接近于）之前20-30年的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在6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中有4个，只有巴西下降了2.6个百分点。

　　最近有三位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和Kwanho Shin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什么时候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论文中准确地给出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现减速的参数。文章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为美国的58%的时候（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之后增长率平均会减少2个百分点。

　　“佩恩表”的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是8511美元，还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9.8%，离增长减速尚有很长的距离。如果中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9%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率维持在1.9%，那么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间就会是在2023年，因为那时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之比正好为58%，中国减速的概率是75%。那么，中国未来10年可以维持9%的增长率吗？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减速会大大提前，而我认为未来十年维持高速增长（8-9%）的可能性很大。

　　原因何在？

　　中国跟发达国家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非常巨大，所以赶超空间非常巨大。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了？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减速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中国总量大了，开始出现收敛的现象吗？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主要不是总需求的原因，因为不然的话，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在供给方面，简单地说是劳动生产率的减速引起的。

　　我的看法是，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过去五年经济在减速？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因为投入多了，而经济在减速，所以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一定是因为生产率下降了。

　　总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两部分的变化合成的：资本-劳动比（劳均资本）的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这些年，资本劳动比在持续上升，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一定是主要原因。

　　这些年来，为什么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减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般由两个原因引起：第一，长期的技术进步；第二，要素的跨部门流动。我的观察是：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全要素生产增长还是不错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要素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比如我们的农民，大量从农业部门出来了，出来了3亿多人，中国的农业投入是减少的，但是农业的生产率是提高的，农业的收成没有下降。中国过去30年作为一个发展中快速增长的经济，投入虽然在增加，但是在投入过程当中由于同样的投入水平，由于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力部门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包括跨地区的、跨行业的流动，所以中国可以维持生产率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还是非常不错，比“东亚四小龙”平均对GDP的贡献都高。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比他们做得好，不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比他们发达，而是因为要素可以在行业地区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增长率的源泉。

　　为什么这些年来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了呢？我个人的解释是：在1999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之后，国有部门和大企业逐步垄断了高生产率的行业，使得非公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集中在竞争性行业。当竞争性行业的劳动工资在2004年之后开始持续上升之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赢利能力开始恶化；由于难以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和进入，结果，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难以为继，形成非常困难的局面。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长期现象，是2004年以来竞争性行业的工资持续上升带来的供给减速的结果。这个结果与2000年前后形成的供给过剩现象正好相反：那个时候，由于竞争性行业的工资下降，生产率增长迅速，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

　　今天的经济减速，总供给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刺激需求没有用，刺激需求通货膨胀会上去，供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对大量的竞争性行业来讲，一方面，大量企业的成本在持续上升，这是它们是所不能控制的；另外一方面，向高生产率行业移动或者流动的障碍越来越高，它们进不去了。

　　什么原因？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以后，大部分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财大气粗。竞争性行业越发达，利润越转移到上游，被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进行托拉斯化的战略，不仅做主业还做辅业，不再留下任何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可以进入这种空间。从1999年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战略重组以后，这种格局就已经埋下了。经过过去十年的发展，非竞争性行业越来越挣钱，它的钱是竞争性行业的资金转移上来的，是垄断造成的。非竞争性行业之所以挣钱，是因为竞争性行业在亏钱。在这种情况下，要素在行业之间，低生产率跟高生产率行业之间的流动，这个渠道基本没有了。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即使我们不断刺激需求，经济还在减速，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怎么产生的？因为你不断地刺激需求，货币投放越来越大，但实体经济不能吸纳，因为实体经济在微缩。这些钱最后都进入了国有行业，他们拿这个钱可以做房地产，做金融，所以资产泡沫就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提醒我们，特别是2004年以后，大量的竞争性行业工资在持续上升的时候，又不能够很容易地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进行跨行业的流动，生产率只能是减速，不可能增长。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减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策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思考经济政策呢？首先要理解经济减速现象发生的原因。现在的政策导向背后的逻辑还是认为这是需求原因导致的——国际形势不好，国内的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但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造成的现象，因此要纠正增长减速，就必须确保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要维护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就要求竞争性行业的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能够实现跨行业的资本流动，将生产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与行业，实现持续的结构性转型。为此，把治理减速的政策框架从总需求方面调整到总供给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接管美国政府以后，美国通货膨胀严重，经济问题很严重，里根没有用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换了一个思路，有人建议他用别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发现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奇迹，所谓的“里根奇迹”，被总结为“供应学派”的革命，就是更多地把政策放在供给上。这一政策对我们有启发，“供应学派”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关注和考虑的。

　　我们应该促进企业要素跨行业流动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政策框架：放松政府对上游和高生产率行业的保护与管制；鼓励垄断行业的边界竞争和市场准入；实行大规模的企业减税和减负；放松对银行的管制，鼓励竞争；在上游和垄断性行业更多鼓励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非政府控股的企业形式等。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3%， 如果我们能很好解决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民间资本）跨行业流动的结构性障碍，中国未来10年的GDP增长率应该可以保持在8%-9%的范围。这样推算是因为：第一，追赶空间巨大：即使在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人均收入也还只有美国的1/4，还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仍有容纳经济赶超的巨大空间;第二，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经验。

　　以2010年年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大约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两者至少相差3倍。而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为韩国的25%。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来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中国经济的结构现代化尚需时日：我推算，经济结构变动推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的势头将持续至少20年。原因有两点。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结构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去年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所以，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的减速阶段应该尚需时日。



　　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主席常振明对其公司的中澳铁矿项目(Sino Iron)的重要性毫不含糊。他说：“全中国都在盯着这个项目。”该矿位于西澳大利亚覆盖着红色土壤、荒凉的皮尔巴拉(Pilbara)地区。

　　更确切地说，中国正在胆战心惊地盯着这个项目，因为这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正在面临日益超支的成本和反复拖延。由此导致的代价非常高昂。常振明表示，中澳铁矿项目的规模是国内最大的铁矿石项目的四倍。

　　尽管外界观察人士常常担心，中国企业是一股无法阻止的巨大力量，大量攫取全球矿产资源，但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中国在全球的资源扩张并非一帆风顺。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希望，通过持有巨额矿产份额，并从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淡水河谷(Vale)和力拓(Rio Tinto)手中夺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它将能够更容易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运。

　　但中澳铁矿项目不仅没能展示中国的力量，反而成了一个警示性故事，凸显出中国企业在寻求海外扩张时遇到的困难。当2006年最初构想该项目时，总成本估计不到20亿美元。但现在，中信泰富已经耗费了71亿美元。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分析师估计，该项目的成本有可能暴涨至93亿美元，还有人称，预计最终成本将更接近100亿美元。该矿的进度至少已经拖延了两年。

　　一家在澳大利亚拥有广泛外包业务的亚洲领先交易企业的一名高管表示：“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关于商业目标了，而是关乎中国人的面子。他们砸了太多钱进去，已经难以抽身。”

　　其实，它不仅仅关乎面子。中国需要进口60%左右的铁矿石，该项目是中国试图摆脱外国供应商挟制的重要尝试。中国钢铁企业一直指责外国供应商把铁矿石价格抬得过高。

　　汇丰(HSBC)的詹姆斯 卡梅隆(James Cameron)这样描述该行业的趋势：“中国一直被少数几家企业牵制着。现在中国不想继续被动地做铁矿石的买家。中国想开发新的原材料来源，想要持有项目的股份。”

　　但中澳铁矿项目的问题表明，中国想做到这一点依然步履维艰。中国企业想要证明，它们拥有在不同于祖国的环境中工作所需的专门技术和管理技能，但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在政府的羽翼保护下安逸地经营，面对国外激烈竞争时往往措手不及。而劳工法律和合同性质方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令它们苦恼。

　　中澳铁矿项目不是中国唯一一个在西澳大利亚出现困难的项目。该地区有14个重要铁矿石项目。其中8个有来自中国的投资，银行家表示，有些项目同样受到拖延和成本超支的困扰。

　　中国鞍钢集团(Anshan Iron & Steel)和澳大利亚金达必金属公司(Gindalbie Metals)斥资26亿美元成立的卡拉拉(Karara)铁矿石合资企业，被基础设施设计变更、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飙升以及汇率变动等问题压得不堪重负。



　　有些情况纯属运气不佳。但多数情况下，出现问题部分是由于对项目各个环节估计过于乐观：从当地工人的生产率到东道国政府对环境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国内都不是问题。

　　中国难以现实地预测海外项目成本，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采矿业。

　　中国内地一家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去年表示，由于建造成本超过预算，该公司承建的从麦加(Mecca)到沙特阿拉伯其他几座城市的轻轨铁路线路预计亏损40亿元人民币（合6.28亿美元）。

　　令人尴尬的是，该项目曾引起高度关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沙特国王都出席了签约仪式。最终，该项目转交给了中国铁建的国有母公司，以控制这家上市公司的亏损和未来义务。现在，预计中国政府将为沙特政府意外调整项目、变更要求，向该公司提供补偿。

　　当然，中国也曾成功地管理某些外国企业，例如2010年吉利(Geely)收购的沃尔沃(Volvo)。中国石油企业的身影也出现在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中国政府的战略制定者尤其关注矿产项目，而一系列常见的困难反复阻碍该行业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努力。

　　引发严重误解的问题尤以矿山劳工为甚。

　　中国的采矿计划要求使用成本低、生产率高的中国工人。但澳大利亚劳工法和签证要求却构成障碍。相反，这些项目依赖澳大利亚昂贵的工人。在澳大利亚，即便是卡车司机年薪都达20万美元，住着三室的房子，每两周享有一次带薪探亲假——某些时候这意味着飞往巴厘岛。尽管中国人认为支付的薪酬已经相当可观了，但依然面临劳资冲突。

　　进一步说，中国企业希望能够左右它们在项目中的命运，这也是它们冲向海外的初衷。这和日本人不同，日本人学会了——至少在最初阶段——选择持有少数股份，更多地依靠当地合作者。中国寻求控制权，因此谈判会出现冲突，尤其是中国人通常不愿意向当地的咨询公司支付高额费用。

　　另外，律师们表示，中国人倾向于在合同中使用模糊语言。在中国，这种做法是说得通的，因为那里的情况会迅速发生变化，双方都明白，合同只是谈判的一个起点，而非板上钉钉、不可改变。

　　中国企业存在一个人们不那么熟知的缺陷：它们有时会发生内讧，几乎不会一味执行中国政府下达的中央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企业正演变为有着利益冲突的商业化企业。一家领先国际银行项目融资部门的一位银行家表示：“中国及其银行正在脱离中国公司(China Inc)的模式。”

　　更特别的是，中澳铁矿项目的所有主要参与者——持有该项目80%股权的中信泰富、该项目主要贷款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持有该项目剩下20%股权的主要承包商中国中冶(China Metallurgical)——正在发生口角。知情人士称，国开行希望退出该项目，而中信泰富一直考虑以拖延工程进度以及预算超支为由起诉中冶。据直接了解此事的一位人士表示，最近这一争议已提交国务院处理，负责金融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此做出了裁决。中信泰富拒绝置评。

　　对于国开行为该项目提供融资的人士而言，该项目尤其令人失望，该银行已贷出近50亿美元。中澳铁矿项目正是国开行有意提供资金的那类项目，该银行是一家未上市的政策性银行，其优先任务由中国政府确定。6年前，当该项目首次被提出时，中国急需铁矿石，用以炼成钢铁，而钢铁是众多商品的重要原材料，从汽车到资本设备，从住宅楼到铁轨。

　　然而，市场已发生变化。中国的矿产企业正开始意识到，它们是在钢铁周期的一个错误时刻计划大量生产铁矿石的，这一发现令人胆战心惊。在该项目首次被提出后的5年里，中国的钢铁需求增速一直下滑，价格也一直下跌。2010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出现同比下滑，这是10多年来的首次。2011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对房地产建设的严格限制，继续令钢铁价格面临下行压力。

　　如果这还不够让人头疼的话，对于汇率的错估助推了成本上涨。在该项目整个周期中，澳元升值，中信泰富买入的颇具争议的对冲产品押错了方向，导致20亿美元亏损以及高管离职。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从7月1日开始征收矿产资源租赁税(Mineral Resources Rent Tax)，这将进一步削弱矿业项目的盈利能力，就像对碳排放征税一样。

　　尽管母公司中信集团(Citic Group)令人敬畏，但中澳铁矿项目面临的难题仍使中信泰富被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列为垃圾级。从官方上来说，中信泰富直接受中国国务院的管理。券商里昂证券(CLSA)表示，由于中澳铁矿项目，这家还拥有公用事业机构的综合企业的市值应较其资产净值有45%的折让。

　　过去，中国政府一直不让国企为失败承担责任。如今，随着失败项目导致的亏损增加，国内外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国资委最近曾呼吁下属企业改善它们对海外业务的管理。在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谴责中，中国媒体引用国资委的话斥责国企浪费金钱。

　　例如，去年6月，中钢(Sinosteel)叫停了另一个铁矿石项目Australian Weld Range，2008年，中钢以13.6亿澳元收购该项目。该项目依赖Oakajee港口和铁路项目来运输铁矿石，但这个项目也出现了问题。拟议的解决方案之一是中钢购入Oakajee项目的一半股权。但中国政府免去了中钢总裁黄天文的职务，同时业内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批准此类交易。

　　与此相符的是，一些迹象表明，中国现在正在减少大举花钱的计划。国开行正明显变得更为谨慎。国有的中国中铁(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以在印尼修建一条煤炭运输铁路。在过去，这原本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国开行项目，但现在国开行希望，包括外国合作伙伴在内的出资方可以为贷款担保，以避免中澳铁矿项目失败的例子重演。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但进展缓慢，这意味着，韩国人可能会搅局。”

　　随着中国人对于扩张变得更为谨慎，希望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的将不仅仅是韩国人。

　　英国《金融时报》何丽(Leslie Hook)补充报道

　　译者/倪卫国、梁艳裳



　　5月新财富推出中国500富豪榜单，豪富排行榜排除了国有企业，排除了体制内的大中型金融机构等，排除了个人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或者产权归属不清，或者难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从中国的高端消费能力倒推，隐性富豪的数目远超富豪榜所显示的数字。并且，由于上市公司的富豪与非上市公司的富豪财富难以相提，上市富豪的财富可能有被高估之嫌。

　　从2003年第一张新财富富豪榜单至今，十年的时间，中国富豪积累的财富惊人增长，远远跑赢GDP与CPI，远远超过美国富豪增速。期间，“500富人榜”上榜门槛增长10.9倍，从2亿元跃升到21.7亿元；人均财富增长8.17倍，从7.6亿元跃升到62.1亿元。上榜者总财富占上年GDP的比例由2003年的2.5%上升到2012年的6.6%。从财富量级看，身家攀上百亿的富人从十年前的空缺达到今天的68位，2011年则到达顶峰，共有90位。从2003到2011年，美国前三大富人的财富总额仅增长了26%，中国则增长7.7倍。

　　中国财富越来越集中，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在上升，相比如蜗牛慢爬。2002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亿元，2011年年底为21810元，增长2.83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476元上升到6977元，增长2.82倍。

　　中国富豪的诞生如鱼回游，一波一波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归功于政策周期与市场周期的叠加。

　　城市化初起、房地产成为最大的货币套现资产时，房地产富豪引人关注。十年前，房地产富豪是富豪榜主角，十年后依然占据第一方阵，这与中国城市化率同步，十年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0.5%，十年后城市化率超过50%。2012年，行业首富榜是从事商业地产的王健林，财富为460亿元，而交通运输业的首富高彦明财富共60亿元，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随着房地产资产价格逐步下移，套现逐步困难，上网的房地产富豪人数有下降趋势，今年的70个富豪是10年来人数最少的一次。在房地产行业中，从事商业地产、旅游地产等人数在增加，而从事住宅地产的人数在下降，房地产商开始逐步向商业、消费、服务靠拢，这从近两年商业地产的大火特火可以一探究竟。住宅地产的投资套现高峰难以为继，资金向其他地产集聚。

　　再过三年，当数百个城市综合体建成，陷入恶性竞争的商业地产还能维持今天的火暴局面吗？实在不令人乐观。笔者到一个富裕的三线城市，当地近十年城市综合体陆续建成，除了拿地成本较低、品牌具有竞争力的万达等公司外，多数从事商业地产的企业家相见不欢，被压得喘不过气。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钢铁、汽车、化工等重资产行业崛起。十年前，钢铁业上榜富豪仅10人，2009年则达到历史峰值27人。除了河北的钢铁老板，山西的煤炭老板等资源行业富人也纷纷崛起。这些周期性行业随着景气度下降而下降，连主管央企的国资委近日都表示，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紧缩时期，要求央企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抓紧作好3－5年渡难关、过寒冬的准备。2009年，钢铁行业沈文荣成为首富，但2012年，金属与冶炼上榜人数从2011年的42人降至35人，位居各行业上榜人数减幅前列。

　　有越来越多的富豪进入农业、服务业等行业，对养猪、水利情有独钟，他们精心研读政府工作报告，捕捉行业周期。5月3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20项重大工程，富豪们闻风而动，以比狼还敏锐的嗅觉寻找既有政策支持、又有市场前景、政府大力补贴的行业。

　　中国富豪的没落与诞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流转速度特别快，财富增长快，名落孙山的概率也特别大。

　　中美对照，过去十年，美国最富有的人一直是比尔 盖茨和巴菲特，而中国的首富宝座年年易主，财富版图日新月异，财富大大聚集，但守住财富却十分困难，守富比创富更难，尤其是通过租金收益暴得大利者，常以移民、境外注册等方式转移财富。

　　以房地产市场而论，在市场发展之初只要廉价获得土地，就得到了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而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开板前两年，只要能够上市，就能得到最大的资产套现渠道。上市公司可以一败涂地，而上市公司的主宰者却能盆满钵满。2012年，上榜富人拥有上市公司的比率则达到70.8%，而十年前仅为40%。

　　其中尤其以创业板造富能力最强，目前每家创业板企业平均诞生3位亿万富豪，有统计数据称，截止2012年2月，创业板造就了800多名亿万富豪，而由于创业板而成为千万富豪、百万富豪的更是“不计其数”。2011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的上榜门槛由上年的19.2亿元大幅提升至28.7亿元，但来自创业板的上榜者却由上年的8人增加至20人。根据深交所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2009年10月底至2011年10月底，创业板上首日买入的个人投资者10个交易日后亏损的比例为64.25%，其中10万元以下个人投资者亏损比例为64.62%，100万元以下个人投资者亏损比例为63.63%。

　　与政治周期直接相关的是，一任官员羽翼下的企业家各有不同，如此前被形容为超级航母的企业大连实德，如今前景扑朔迷离，而随着高铁贪腐盖子的揭开，丁书苗等人成为昨日黄花。这些富豪所获得的租金，有可能被尽数追缴，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感慨和珅式的富豪，注定难以持久。一朝官员一朝企业家，成为难以走出的恶性循环。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也有阳光富豪。在境外上市的IT、教育等领域的富豪，被寄予澄清市场的厚望。当这些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在相对干净的消费、高科技等领域伸展腿脚，如果还能通过自律的方式建立行业秩序，中国的火山喷发出的富豪诞生模式，有可能改观，百年老店有了初始之基。根本在于，这些新兴行业的寻租土壤受到限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email protected]



　　食品安全虽然老生常谈，但依然杀伤力巨大——以至于山东“毒苹果”的出现，重新震撼着大众“敏感异常”的神经，加之众多媒体报道上的“你知我知，唯有消费者不知”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消费者可谓是谈苹果色变，甚至大量消费者打算近期不食用苹果。

　　这已不是新闻。在近年来“地沟油”“烂皮鞋”等事件的催发下，脆弱的国人已经开始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来应对食品安全问题，这不仅将损害我们的健康，更多的则会毁掉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是一个产业。难道我们连苹果都治不了吗?几个有害的苹果袋和一小部分违法乱纪的果农，就会让我们谈苹果色变，甚至影响整个山东苹果之乡的美誉吗?

　　迈出解决毒苹果的第一步

　　烟台部分地区的“毒苹果”事件让我们感慨，如此嚣张的行为，难道就没有解决之道吗?记者采访了致力于物联网技术的爱创科技公司，其负责人表示：“这种“毒苹果”现象将来随着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有可能在技术层面彻底杜绝。以爱创科技研发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为例，通过追溯码的灵活应用，可以让消费者掌握所购产品的详细生产销售信息，从而对每一瓶啤酒、每一袋牛奶、每一盒药品都可以买的明白，吃的放心。”

　　当然，必须要先从技术上实现!这才成为制度性和规范性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在面对整个烟台动辄每年300余万吨的苹果产量，如果没有一个完善、成熟的机制和过硬的技术，如何能够保障食品的安全?

　　据我国物联网专家表示，对于数量基数庞大的食品进行安全管理，只有建立一个庞大的物联网平台，也就是所说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平台”，才可以监控所有苹果的生长过程，并做到有的放矢、追本溯源的安全管理。

　　假如让毒苹果都有安全追溯码

　　假如每一个苹果都有了安全追溯码，就等于每一个苹果都有了一张独属自己的身份证，凭借此信息，厂商可以追查苹果的产地、果农信息、运输过程以及销售场所，甚至可以了解到苹果卖到了哪里。

　　而消费者也可以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公共平台上查询这一系列的信息，以确保自己买到的苹果不仅“根正苗红”，还得安全可靠，最好是连哪个果农、哪个田地产的都知道。可能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杜绝“种的人知道，卖的知道，只有买的消费者不知道”这样不平等的市场现象。

　　构建一个信息透明的商业社会

　　有人总结，毒苹果之殇在于监管的缺位、在于标准的缺失、在于无良的果农等种种人与责的缺失，但惟独没有提及如何解决。试问，如果相关机构真的按部就班的抽查，难道就真的能全部监管300余万吨的苹果吗?

　　归根结底，还是要先从技术和制度上彻底实现切断“毒苹果”的出现与流通。其一，持续完善与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让所有规则都有法可依;其次，建立一个公共化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与平台，让消费者、厂商、媒体共同监督，并建立追责制度，确保责任到人。其三，成立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独立判断与科学检测，让监管落到实处。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让“毒苹果”远离我们，让我们拥有安全、有保障的生活。毕竟我们不是白雪公主，不能指望王子来拯救，是不是?



　　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倘若问:为什么普天之下，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访过的东京为例。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不过，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2万美元，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的67.4%。这样算下来，大东京一个地方就占日本总产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2004年的统计，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经济（GDP）占4.1%；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8%，经济占13.3%；纽约市占美国人口2.3%，经济占3.5%；芝加哥人口占0.92%，经济占1.25%；洛杉矶人口占1.3%，经济占1.68%（把这三大美国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经济占6.43%）；多伦多人口占13%，经济占14.4%。发展中国家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世行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的一半!

　　最后的这个例证，就写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前言里。那份报告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汇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600628）来。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这正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讲过了，城市总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也一样——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线索，这就是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这么想吧: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挡。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有个挡啊？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嘛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2010年10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一看，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城市改造——“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的城市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GDP）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的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惟有一个关节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以上所述，基于直观的常理，不证就可以自明。这也是本栏认定的城市化的普适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差万别的是，满足推进城市化的条件，特别是本文强调的“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确各个不同。以中国为例，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中原逐鹿，春秋战国，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迟早也会出现历史上的合纵连横，也就是城市之间的同城化趋势。在网上搜索“同城化”，目前最完整的方案是广州/佛山的同城化方案，一个非常粗线条的同城计划就启动了贯穿两城的地铁项目，让佛山的楼市为之一振。广州/佛山的同城化或许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战国时代”，可以预料的同城化项目还有:西安/咸阳；北京/天津；沈阳/抚顺并链接大连，以及上海与苏杭的同城……
　　先谈谈京津同城，在历史上，北京和天津本来就是一个城，所以天津有两个别称，一是天津卫，二是津门古城。几年前从天津开车回北京，北京来接我的司机绕了很久出不了城，这才发现天津市的中心区内几乎没有一个路标指出“北京方向”。津门，津门，北京之门，所以天津海河是“通天之津”。如果说天津是“门”，北京就是“户”，谁家的“门”进不了“户”呢？天津应该算是一个，这恐怕是天津经济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直到滨海新区发展起来了，北京和滨海新区的一体化趋势形成了，天津再次成为北京之门。津门断则海门通，滨海新区成为北京的出海口，可以推论，在老天津市区若总是找不着“北京方向”就会被逐渐边缘化。此外，大国之都北京只有一个民用机场，这在世界级都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北京机场经常管制，天津机场经常闲置，把天津机场并入北京航区就是同城化，只需一条轻轨，京津两地受益。据麦肯锡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出现6-8个超级城市，北京排名第一，天津排名第五，两大城市合二为一就是世界级的超级都市!

　　再谈谈上海，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把这句话中的两个“有”字改一改，可以读为“上海天堂，下揽苏杭”，一个大上海的新版图就跃然纸上:左有苏锡常，右揽杭嘉甬，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自然形成。国际上可以类比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当初是在维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各切出一个角落，只有国家行政中心的功能。现在的大华府地区已成为美国的科技文化和经济重镇，是仅次于加州硅谷的创新园区，引领生物医药和网络科技的产业创新，完全改变了过去仅为国家行政特区的版图。上海也是跨越两省的大都市，伴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上海的比较区位优势必然辐射周边，所以未来的大上海都市圈会是:左有苏锡常，右有杭嘉甬，甚至温州都可能成为大上海的“外环线”。
曾经讲过，未来中国的城市化会形成两大超级都市，一条金蛇狂舞，五颗内陆明珠，八成左右的城市人口会集中在这些城市。广州和佛山的同城化，只是一曲“金蛇狂舞”的前奏，港珠澳大桥已经启动，广州—中山—珠海的铁路也即将开通，这都是同城化的项目，只是人们没有使用这个概念而已。在这个变局之中，许多城市即将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同城化，或者边缘化。特别是轨道交通技术发展到今天，自由流动的卫星城已经不复存在，城市化只有两条主线:或者是集中的都市圈，或者是分散的城镇化。在我看来，未来中国的十亿城市人口会呈“二八”分布，20%左右选择城镇化，80%左右选择都市圈。为什么会这样呢？简而言之有三个原因:自然选择、经济选择和社会选择。
　　首先是自然的选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不仅人多地少，天然水源更少，淡水湖泊平均每年还要减少两个。鸟择木而栖，人择水而居，当年咸阳之所以是国都，因为有“八水绕咸阳”。现在从西安去咸阳机场，途径渭河大桥，桥下水流的宽度不足桥身长度的二十分之一!伴随着城市人口的集中，自然水源必然供给不足，所以要依赖再造水源，依赖于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就引出了城市化的经济选择。

　　从城市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看，1000万人集中生活在一个城市和分散生活在十个城镇相比，前者的人均GDP会增加20-50%，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会减少20%以上，单位基础设施投资的使用效率会增加20%以上。特别是在中国，由于人均平原面积只有1.5亩，城市土地的稀缺性加大了城市化的开发成本，国家投资于铁路公路基建，几乎都是在推进着都市圈的外延，因为欧洲式的田园城镇在中国绝对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

　　再从人性的角度看，小富进城，大富进京，都市圈的文化氛围对下一代人的诱惑决定了他们或她们的选择。若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城市化率区分，所谓发达国家，就是65%-80%的人进城了，现代化几乎就等于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新的产业集群，以金融、地产为两大支柱，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吃喝玩乐+新闻八卦。都市生活的另一种表述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是服务业75%，制造业13%，农业12%。美国人少地多，人均平原面积高达15英亩，在土地资源如此丰裕的国度，美国人也还是喜欢拥入城市，美国东西部两大城市群积聚的人口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可见都市圈模式不仅来自于自然和经济的选择，而且来自于人性和社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