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择优扶强不如营造创新公平环境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于7月6日至7日在京召开，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大会确定，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上的目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记者获悉，上述目标比“十二五规”划确定的2.2%目标有所提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大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到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

　　目前中国正处在落实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攻坚阶段，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成为摆在面前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世界上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中国该如何赶上此次革命的迅猛步伐？就此，本报采访了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峰。

　　真正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21世纪》：你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怎么看？有无新的科技革命？预计现在和未来新的突破在哪儿？

　　刘峰：我认为把它称为科技革命可能还差点意思， 把它称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可以的。

　　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比如说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技术，信息技术和高端制造融合的智能制造技术，这些技术都不是全新的，都是在之前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确实和之前的技术有很大不同，它进步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可能会深刻的改变目前的产业成本结构和组织模式，并带动消费市场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成本结构的改变方面，比如智能制造进一步降低了对人力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需求，可能会使欧美重新塑造新的工业制造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削弱我国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

　　另外，智能制造也将使个性化定制更具经济可行性，具有智能制造装备和工业体系能够更好的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并很好的控制成本。

　　这些变化和前两次工业革命比较而言，可以称之为第三次革命。在未来，如果生命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和现代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技术相结合，我想将会使我们的生产体系和生活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才是一场真正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21世纪》：国家提出2020年要建立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过去在抓住科技革命的机会中表现如何，现在有什么优势？

　　刘峰：我国在2006年就确定了这一目标，但当时没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件事。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今年很热的一个概念。目前我国科技革命的优势有，第一，我国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我们的产业从技术水平到制造能力到产业工人，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二，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个纵向比较，和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了很大提升。若横向比较，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但和我们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同时，我国有些领域在世界上也比较前沿的，如航天工业，新一代的无线通信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为我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不过，从宏观上看，目前中国没有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挑战的全局性战略和系统性的部署，这部分亟需补上。

　　择优扶强不如创造公平环境

　　《21世纪》：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是需要有创新体系结构优化和创新制度建设，你觉得哪些方面可以有突破？

　　刘峰：我们目前支持创新的政策也挺多的，从制度上有一个基本取向上的偏差。现在的操作方式是择优扶强，实际上在创新的过程中你很难知道谁就优谁就强。这一点和济富劫贫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也有其考虑的合理性。

　　以苹果和微软为例，谁能想到苹果能引领新一代移动通讯产业的革命？如果你择优扶强，在计算机桌面操作系统领域，你肯定选择支持微软了，坚决不会支持苹果；另外还有一点是苹果是个做电脑的公司，就算择优扶强，也没想到它会做手机，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取向，就直接扶持诺基亚了。

　　现实情况往往就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往往使超越常理的意外之事发生了，然后革命产生了。制度上我觉得相对于择优扶强，更应该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竞争的环境，让国内外、全社会的个人和机构，只要愿意，都能够参与进来，在竞争中求发展。

　　《21世纪》：全社会科技成果很多，但都难以落实转化。为什么难以有大的突破？

　　刘峰：这不只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我长期关注了这个问题，也去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的多个国家进行过考察。发现每个国家都在讨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的问题。

　　今年五月我去了剑桥，请相关专家谈谈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他们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就是现在火遍移动终端的ARM技术，另外想了一个只能算“半”个的成功案例，就是电子纸。所以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本身确实是很难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因为我们在技术创新能力，金融系统，商业环境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21世纪》：钱学森过去也说过，民国以来我们没有大师，你觉得在培养优秀的科技人才土壤方面，教育体制需要什么样的突破？

　　刘峰：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是需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机制才能成长出来的。前段时间，某某省称要培养出5000个乔布斯式的人物，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大师的出现需要体制的突破，最重要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让那些本来已经很优很强的人占据更多的资源，甚至形成垄断。

　　营造一个需要创新来赚钱的市场环境

　　《21世纪》：“十一五”研发占GDP比例是要2％，实际只实现了1.75%。“十二五”这个比例目标调高到2.2%，2020年提出要达到2.5%，如何确保真能实现这个目标？

　　刘峰：美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我国用于技术创新上的投资确实比人家差很多，2020年的目标才是2.5%。有人讲，不要一谈政策就说钱。但是我认为，有钱不一定行，没钱一定是不行的。我们的研发费用不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强度，要想赶超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达到这样的投入目标，政府对科技研究开发的公共性投资一定要到位，不然很难引导社会资金去做这件事。

　　此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一定要落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确实给企业提供一个愿意加大研发投资的经济和市场环境。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企业和资本都去投资房地产，什么来钱快就做什么。

　　所有行业、企业，不管是央企还是民企，好多都投资房地产，这样的话用于科技研发上的投入肯定受影响。我们应该营造一个需要创新来赚钱的市场环境，而不是通过投机或者投资房地产。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