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隐私权之争

李永刚

日前，在腾讯公司承办的中欧论坛之 互联网与社会变迁讨论会上，与会的欧洲专家无一例外表达了对隐私保护议题的强烈关切；中方部分成员则认为，在当下中国的互联网语境中讨论隐私保护，不仅有些超前，甚至显得奢侈。双方的分歧，是数字时代的另一种观念鸿沟。

欧洲人对互联网巨头Facebook和Google的全面突进深感担忧。他们认为，Facebook在越来越深地嵌入公众生活的同时，却在不断模糊隐私政策，弱化对用户的保护，朝着以社交为默认状态的目标大步前进。2010年4月，Facebook宣布，它将与某些网站共享用户数据。此后，Facebook用户在访问Yelp网站时会看到好友推荐的餐厅，在访问Pandora网站时能听到好友喜爱的歌曲。此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更加严重的是，由于社会交往网站掌握和积累了海量的个人信息，许多人力资源主管在决定是否聘用某人时，经常将Facebook作为背景调查的重要手段。欧洲人认为，这种做法几近挑衅，他们有被偷窥的极度不悦感觉。Google的处境也不算太好，它知道得太多，终于在推广街景服务时，因为大量收集个人数据而在多个国家面临诉讼。

如果将目光稍微拉远来看，也许隐私权的争议才刚刚开始。年轻的互联网发展太快，主权国家、商业机构和用户都还处在熟悉和适应它的历史进程中。按照某种流行的说法，互联网的应用迄今为止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起初是读互联网，门户网站聚集海量资讯，用户主要依靠阅读和搜索来满足自己的偏好；然后是写互联网，以论坛和博客为主力的应用普及，激活了用户生产内容的崭新形态；如今是分享互联网，在大量SNS网站和微博客中，激增的用户不仅参与贡献知识和见解，还直接展现个人心理和日常生活的纤毫细节。隐私因此成为互联网的浩瀚组成部分。隐私充斥并不时外泄，正是全球互联网繁荣与混乱的一体两面。

在这个议题上，中国人也对某些尴尬的处境感同身受。例如日渐增多的未经他人同意而上传的视频、照片和其他私人信息，不时困扰着当事人；更厉害的是人肉搜索，时常以群众运动的猛烈之势绞杀任意引起瞩目的个体。但我们的焦虑还是与欧洲人不同。

要明白关键的分歧所在，可能要试图理解双方对待隐私的文化差异。通常认为，隐私权是私人生活权利的缩略表达，与之对应但迥然有别的是知情权和公共生活领域。按照自由主义的经典说法，私人领域拥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天赋特权，保护隐私就是要防止公众尤其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任意侵犯。显然，这是西方现代性和契约观念的基石。换言之，西方的整个工业文明植根于清晰的公私划界，各有规则，互不相扰。公共的事情由大家决定，这叫民主；私人的事情由自己做主，这是自由。民主注重多数参与，是火热的；自由强调个人选择，是冰凉的。既不能接受公共的事情被私人裁断，也不能听凭私人的事情被大众处分。数百年来不断完善的复杂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充分考虑了这些社会共识。

然而，这些共识不仅在今天的中国远未达成，在更漫长的农业帝国历史中，更是从未被接受。基于血缘和狭隘地缘组织起来的古代熟人社会，夸张一点说，就是一个彼此知根知底、没有隐私的社会。如果真要说有个人隐私，它也被三重力量所掌握：一是家长式的全能政府，二是庇护式的温情组织（家族、村社或单位），三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掌握着细致的公民档案，组织无微不至、事无巨细地了解其成员的个体状况乃至家庭生活，而亲朋友邻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家长里短。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中，都把对别人隐私的挖掘视为一种温暖关切。向组织交心和向熟人倾诉，继而组织介入和友邻帮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反之，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什么都不愿泄露，这既不允许，也被视为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