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企业的灵魂

【文章摘要】不只是富士康，任何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更在于其作为企业公民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公民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从理论到行为模式，到全面实践的一种体现。
连续发生“九连跳”的事件，令富士康这家顶着“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多个光环的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
有专家说，80、90后是现代大城市中新生打工族，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抗压能力、吃苦能力差，当远大梦想遭遇现实巨大挤压时，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承受。这样的分析看似是合理而安全的，不过，自杀事件如此密集连续爆发，甚至据披露富士康园区内已被发现制止的此类事情还有多起，又在提醒我们需视野打开，推向纵深思考。
在跨国公司高调谈论社会责任之时，其在华的代工厂却不可避免地成为“血汗工厂”的代名词。23年前，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从一个普通采购员起家，将之建造成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代工企业，承接的订单全部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一线世界知名高科技企业，利润却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对处于全球产业供应链条中最底层的人力成本的控制。
富士康一直奉行郭台铭式的“韧性精神”与“效率文化”的管理方式，虽然执行起来简单有效，但已日益显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在接二连三的员工自杀案曝出后，富士康公司行政负责人也坦承，缺乏“群体价值文化”支撑的工人的只能一个个都处在冷漠和隔膜的离散的“原子”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会。
治理企业的关键在于人，而关乎“人”的关键是要把每个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而非固定在流水线某个部位的螺丝钉。富士康的困局，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已经固化地将员工鲜活的一面抹煞，绝大多数员工以“长时间的加班、长年累月只机械地做一件事情、不与他人交流沟通”为生活常态，而这常态就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下只有执行、不用思考的机械工作方式，直接导致了每一个鲜活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个零散的处在社会边缘的个体，除了挣得微薄的薪水，难以找到生存价值和群体意义。
这无疑与德鲁克当年构想的“工人们需要与同事建立良好而紧密的群体联系，与主管建立良好的关系，进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人，获得认同、社会威望和满足感、建立社会地位和职能”的新社会企业梦想相去甚远。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其工作应当体现人的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反映成本、效率一类的商业价值。
不只是富士康，任何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更在于其作为企业公民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
我们的年轻记者刘佳认为（她也是80后的），企业的升级往往分为三个阶段：单纯挣钱、追求规模与企业公民时期；企业以赚钱为目的不外乎商业本能，只有极富胆魄与远见的企业长于承担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从而可能实现真正长远的发展。
企业公民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从理论到行为模式，到全面实践的一种体现。在世界第一位亿万富翁，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洛克菲勒创立基金会，并向外提出“上帝给他钱是为了造福人类”的理念之后，西方的经济理论学界开始逐步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一个肩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该是在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给股东和客户带来最大利益回报的同时，也对社会各个方面展示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改革开放之后陆续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们，普遍学会了怎样盈利，但也迫切地需要学会如何迅速融入中国社会，做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如何在非赢利性竞争中胜出，做一个对社会有良好影响力的公司，和做一个会赚钱的公司同等重要。
一直以来，跨国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问题上表现出高姿态。它们总是乐意把纳税金额、创造就业机会作为衡量公司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向外界示好，当然也更愿意把积极承担各种各样的公益事业作为他们建设企业公民最好的表现。
这些现象可以在理论上得到印证。彼得·德鲁克就认为，“单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会忽视非常重要的领域，比如研究、培训和福利，只要它的竞争对手在这些领域倾注全力，就会轻易将它击败。”
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优秀的CEO，所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利润回报，而是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尽管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公益形象也许无法用数字化的业绩方式来衡量，但不断担负社会责任却是一项最不可替代的使命。而且，这不是择机、择由捐钱就所能反映的。(文/高在朗)